我是谭英鑫，首都师范大学国别区域研究院讲师，博士期间在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做社会学研究。直到2025年毕业回国，博士期间的每一个春节我都是在意大利度过的。
每年春节降至，米兰华人街的红灯笼映衬着意式建筑，都灵也在除夕夜在当地最高建筑安托内利尖塔投射“福”字，中国城普拉托佛教寺庙敲响新年的第一声钟鸣，精准对应北京时间零点。在整个亚平宁半岛上，每年春节期间，大大小小十余座城市都会举办春节庆祝活动，如舞龙、舞狮、舞蹈、演唱等。倘若驻足细观那支喧闹的舞龙舞狮队伍，便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那些翻腾跳跃的狮头之下，大汗淋漓的面孔中，有许多竟是高鼻深目的意大利人。当一张张异域的面孔熟练地擎起龙头，随着中国鼓点默契地穿梭于人群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文化表演的“本土化”，更是一个关于“世界社会”正在生成的线年蛇年正月初五的帕多瓦舞龙（笔者摄）
帕多瓦，这座意大利东北部华人最为集中的小城，每年春节期间都为市民准备精彩的舞龙舞狮和武术表演。尽管在意大利其他城市也能看到有意大利人参与的舞龙舞狮，但帕多瓦这支“专业”队伍却尤为特别——他们来自意大利东北部小城波代诺内的伟松武术馆，馆长刘玉伟每年都带着他的得意门生前来表演。二十余年来，刘馆长在意大利已培养了近500名学生，其中90%都是意大利人。他每年都会带领学员们前往中国参加世界青年武术锦标赛和国际龙狮精英赛。这些孩子也不负所望，每年都代表意大利在多项赛事中斩获奖项。2025年和2024年一样，那几个习武的意大利小伙又如约而至，我和小伙伴们早早就挤进了围观的人群。
文化习俗往往具有排他性的边界。但在意大利的春节街头，这条边界正在模糊。对于早期移民而言，舞龙舞狮是一种乡愁的具象化，是在异国他乡的集体记忆和情感寄托；对于移民二代刘馆长来说，武术是根深蒂固的文化认同和传承。然而，当意大利人加入这支队伍，他们不再是被动的旁观者，而是主动的嵌入者。狮头和龙旗之下，金发与黑发交织，少林拳的拳风和刀枪棍棒的气息拂过文艺复兴的故土——在“他者”的土地上，春节扎下了新的根脉，而“他者”亦成为节日的主角。
我是来自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人类学与世界民族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李学英。2026年2月初，我和老师及师弟三人一同前往马来西亚森美兰州芙蓉市（Seremban,Negeri Sembilan）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田野调查。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芙蓉这座小城市。与上一次不同的是，这次是我们第一次在异国他乡马来西亚过春节。2026年2月13日，我们在当地华人朋友的带领下，跟随着她所参与的“青青河边草”乐队一起，坐着大巴从芙蓉来到马六甲的马接峇鲁新村（Machap Baru）参加当地的新春庆典活动。
马接峇鲁新村（Machap Baru）整个村落被重新命名为——海南祠堂、灯笼一条街、梅花街——走进这些被精心布置的景点，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每一处都散发着浓厚的节日氛围和独特的文化韵味。大牌楼巍峨耸立，彩灯高挂，迎接着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海南祠堂内，香火鼎盛，族人们虔诚祭拜，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家宅平安；灯笼一条街上，各式各样的灯笼争奇斗艳，将夜空装点得如梦似幻；而梅花街，则以其独有的清雅，吸引着游人驻足欣赏，拍照留念。这些景点不仅展示了马来西亚华人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也成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让人们在欢庆佳节的同时，感受到文化的力量与魅力。
当我在马六甲马接峇鲁新村的夜空下仰望那束骤然绽放的金色烟花时，忽然意识到这个春节的特殊质地——它既非记忆中北方故乡的爆竹，也不是纯粹异域的观光符号，而是一种悬浮于新旧之间的独特时空。这个建于1950年代的垦殖新村，承载着马来亚紧急状态时期华人集体迁徙的历史重量。而今，烟花下是第三代、第四代华裔青年的笑脸，在璀璨的灯光下欢笑、奔跑，用手机记录下这难忘的瞬间。这些青年，既保留着对祖先文化的深深敬意，又以开放的心态接纳着多元文化的交融，他们的存在，让这个古老的村落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作为田野工作者，我有幸在这个春节置身于灯笼的秩序与烟花的逃逸之间。有幸在这个辞旧迎新的交界处，见证文化如何在被讲述、被表演、被争论的过程中，获得其生生不息的力量。马接峇鲁新村向我展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实践形态：它既非原乡传统的简单保存，也不是纯粹的商业化再造，而是一种持续的协商与妥协。在灯笼与烟花之间，在导览图的规划与身体的漫游之间，在祠堂的家族记忆之间——春节作为一种观察世界的透镜，让我们得以窥见文化如何在流动中获得其坚韧的生命力。
我是刘妍彤，曼大人类学硕士毕业后，就职于某国有控股企业荷兰办事处。今年春节前夕，我随领导受邀参加海牙市政厅的马年新春开幕式。这是2026年荷兰第24届中国新年庆祝活动。与记忆中以家庭团聚为中心的春节不同，这里的年味出现在公共空间，被布置，也被观看。
开幕式在中庭举行。合影时，我的目光落在赞助名单上，温州同乡会、华人商会、文化基金会，以及各中国企业——这些名字在日常生活中隐身，却在这一刻被集中呈现，仿佛一张原本隐形的、由乡土与亲缘织就的网络突然浮出水面。荷兰的中国新年并非凭空生成的节庆装置，它更像是一种由商业纽带与地缘关系共同维系的公共时刻。平日分散在城市角落的华人社群，在这一天被重新聚拢。
顺着舞台望去，嘉宾面孔呈现出一种并置感：亚洲面孔与荷兰本地代表各占一半，中文寒暄与英语问候自然切换。节庆不再只是族群内部的仪式，而是一个被共同参与、共同命名的公共文化时间。
节目快开始时，人群聚拢，空间也悄然形成了一种分层。舞台前方的排座仅向嘉宾开放，普通观众多站立在外围。午餐时分，这种区分延续到了餐食区域：二楼是戴胸针者的自助餐区，一楼则是市民在摊位间自由穿行。这种界限并不生硬，却清晰可见。保安抬手示意的动作、短暂停留又转身离开的观众——这些细节在无声中勾勒出一道可以被身体感知的边界，像极了家乡旧时祠堂里那种心照不宣的座次。
致辞环节里，语言的顺序也呈现出一种可以被听见的层次。大使说了中文，市长先说英文再是荷兰语，赞助方先用荷兰语再用英文……其听众对象与身份位置被悄然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