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近几年，煤气灯效应（Gaslighting）成了“人人皆知”的热词。它被人们书写、谈论、转发。这个词已成为某种操纵行为的代名词——操纵者执意颠倒黑白，不仅在撒谎，更试图让你发疯。该词源于1944年的一部电影，片中丈夫正是如此对待妻子，家中煤气灯明灭不定的景象，象征着他令人发狂的操控手段。
日前我社出版《揭秘煤气灯效应：心理操控的哲学透视》一书，从哲学视角重新对煤气灯效应作出解释。
本书中，凯特·艾伯拉姆森从哲学视角剖析了煤气灯效应。她指出，煤气灯效应本质上是一种人际互动模式，旨在从根本上瓦解他人的认知能力。操控者企图使受害者丧失理性思考、感知现实及形成合理信念、认知与情感的能力，不仅要诱发受害者对自我认知的彻底动摇，更要将这种动摇转化为客观现实。通过案例分析，艾伯拉姆森阐释了煤气灯效应的本质及其不道德性，并指出此类探讨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生活的其他层面——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到人际信任的结构。
凯特·艾伯拉姆森（Kate Abramson），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哲学系教授，1997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曾是普林斯顿大学洛克菲勒人类价值中心的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休谟、当代伦理学和女权主义哲学。
以上都是“煤气灯人”常说的话，或许有的口风委婉，有的语气直接，但事后我们总能辨认出来。“煤气灯效应”这一名词出自 1944年上映的《煤气灯下》（Gaslight），这部电影的男主角格里高利（Gregory）觊觎妻子宝拉（Paula）的财富，于是通过暗中控制她和朋友的关系及周围的物质环境，试图借此操控妻子的精神状态，让她神经崩溃被送进精神病院，自己便能独享她的珠宝。电影中，我们得以一窥原本正常的宝拉如何在数月之间被格里高利一步步玩弄成了疯子。例如，有一次他从宝拉的钱包里拿出了一枚胸针，而宝拉全然不记得这枚被格里高利视为传家宝的珍贵胸针是她放进钱包的，于是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埋下自我怀疑的种子。又如，他趁宝拉不备，把自己的手表塞进她的钱包，随即冤枉宝拉偷了自己的手表，并在宝拉与朋友聚会时打开钱包，来了一场“人赃并获”，让宝拉迷惑之余又大为恼火。殊不知，格里高利早已背着宝拉向她的朋友们诉苦，谎称宝拉情绪极不稳定。经过格里高利的一番机心设计，在宝拉朋友们眼里，她的“精神问题”证据确凿，确实是失心疯了，于是宝拉愈来愈孤立无援。
《煤气灯下》的片名取自电影中最能体现心理操控的一处情节。格里高利经常去阁楼寻找宝拉存放珠宝的箱箧。每当他打开阁楼的灯，其他房间的煤气灯就会变暗。每次宝拉问他为什么煤气灯变暗了，他都矢口否认，坚称宝拉是在胡思乱想，并暗示这也是她精神疾病不断加重的表现。与此同时，格里高利也不断伪装出所谓的关心，如“你为什么不休息一会儿？ ”“你想不想出去走走？”以及“你最近身体不好，你知道的。”
20世纪80年代，“煤气灯效应”成为心理医学领域的专业术语，此后渐次进入日常口语。2012年至2014年，我开始搜集相关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第一篇研究论文，彼时学界只有少数人熟悉这个词的所指。那时“煤气灯效应”只是大众媒体上难得一见的点缀，学术界几乎没有相关讨论，提到过这个概念的哲学文献更是寥寥无几，因此实在无足为奇。然而，每当我描述起这一现象，所有人都能立刻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煤气灯效应”。
自兹以降，“煤气灯”一词就进入了人们的口语词汇，经常出现于《》《》的版面上，成为CNN、无数博客和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大众文化中，“煤气灯”的梗数不胜数，甚至发展出了一整套亚文化类型。例如，“南方小鸡”（The Chicks，原名 Dixie Chicks）乐队就推出了一张名为《煤气灯人》的专辑。该词的使用几乎跨越了所有政治界限，相关学术理论研究也随之激增。
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学术术语的使用语境大规模延展至公共空间，其指涉范围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偏移。“煤气灯效应”指涉的本是人际交往中相当狭窄的行为范畴，但在公共空间却可用于一系列相当广泛的人际交互方式。有些人或许会说，界限如此分明大可不必，实属无谓的口舌之争。但我们必须厘清其中的分别。此间要义在于，现在“煤气灯效应”的名下归置了太多现象，我们如果因此扩大该词的意涵，就有可能导致所谓“语义漂白”（semantic bleaching）或曰“概念蠕变”（concept creep）的现象，即某一概念原本程度极重，但经由过度使用而发生“漂白”与“蠕变”，被稀释为表达反对的简单标签，被随意地贴在那些我们所不赞同的现象上。从哲学角度讲，原本厚重的伦理概念因此变得肤浅单薄。
之所以要“煤气灯效应”指涉范围的无限制膨胀，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原本描述的那类人际交往现象是真切存在，能被一眼辨识的。如果我们过度扩展该词的领地，又该如何发现、如何命名真正的“煤气灯”事件？从电影《煤气灯下》衍生的“煤气灯效应”一词，其意涵区别于一般的撒谎、欺骗、漠视与冷暴力，它与其他常见的心理操控术——如让人产生愧疚负罪之感——以及羞辱等打击他人自尊心的行为也不可混为一谈。拒绝采信对方、不把对方严肃对待，这些都不是“煤气灯”，甚至像首脑把赤裸裸的谎言灌输给信徒那样的洗脑行为也不是“煤气灯”，因为这些常见的恶行劣迹都不能准确对应格里高利与宝拉交往中的所作所为。如果要用简短的一句话概述《煤气灯下》的故事，我们会说格里高利想把宝拉逼疯。这本专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旨在回答这个问题：当我们说起“煤气灯”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说什么？
在此需要指出，对“煤气灯效应”进行系统研究的前提，是本书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人际互动的一种形式，而非社会结构的内在特征。说得更直白些，人会玩“煤气灯”的把戏，而社会结构不会。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结构与“煤气灯效应”之间不存在重要联系。某些欠缺公正的社会结构内存在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因此在“煤气灯效应”中并不无辜。不过，一旦我们认清了社会结构在其中的作用，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错误地）认为是社会结构本身也会玩弄“煤气灯”式操控。
之所以如此穷根究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煤气灯效应”不仅是一种独特的人际交互方式，也是一种独特的道德现象，两者彼此交织，密不可分。对于具体的“煤气灯”案例，或许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进行任何具体的道德评判，只是简单视为某类人际现象，但若想找到“煤气灯”与其他近似的人际交互模式——比如把对方当作小孩子诱哄——之不同之处，我们就发现横亘于二者之间的是道德维度的可接受度。因此，要想真正理解从学理层面认知“煤气灯效应”，就必须精准且深入地洞察这种待人之术中的道德问题：奸诈、险恶、阴鸷或是恶毒。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不仅全面立体地理解“煤气灯”现象，也能更好地认识它与轻蔑、撒谎或洗脑等其他相似道德现象的关系。
最后，作为人际现象及道德现象的“煤气灯效应”所涉及之另一个维度值得单独讨论，即信任与“煤气灯”的关系问题。虽然关乎“煤气灯现象”的讨论中时常会提及信任问题，但现有文献中并没有直接探讨其与信任之间的关联机制。毋庸置疑，“煤气灯人”当然是在利用对方的信任，但究竟是如何利用的？方式是否与高明的骗子利用受害者的信任相一致？我认为并非如此。此外，“煤气灯人”往往还居心叵测地利用对方的共情能力及自身的权威地位来达成手段，那他们是否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在利用对方的信任？我的答案与之恰恰相反，“煤气灯人”利用对方信任的方式，是专门针对信任的标准结构。因此，虽然“煤气灯人”伤害对方信任这一事实是显而易见的，但我认为，他们破坏信任的方式，与此间并存之冒犯人际关系中其他要素的方式有着重要差异。因此，通过考察“煤气灯效应”中信任究竟是如何控和破坏，我们还可以加深对信任及其结构的理解。
本书的编排次序大体即遵循了上文的叙述逻辑。第一章中对“煤气灯效应”予以初步描述，点明其核心要素，并对近期出现之旁种错误定性进行了指谬。随后，第二章通过一系列实例对典型的“煤气灯”情境进行总体分析。本章的宗旨是提供日常生活中的众多案例，为下文奠定讨论的基础，以便对研究主题进行更细致的分析。第三章旨在挖掘“煤气灯人”的常见目的，第四章则对“煤气灯效应”的典型方法、手段和工具予以考察。第五章对近年间出现的将这一概念泛滥化、以致提出所谓“结构性煤气灯操控”的问题进行反驳。我认为“煤气灯效应”一词应当被限定在第一至四章所定性的那类人际案例，如此一来，煤气灯效应与其他具有政治意义的现象之间就能产生类比与反类比的启发意义。第六章中我又将回过头来将“煤气灯”作为一个道德现象进行检视，本章的核心目的是阐明该行为触犯了道德的多个维度，每一维度都不能相互混淆，并由此说明“煤气灯”之所以被视为洪水猛兽，部分原因是其在多个层面有悖于道德准则。最后，第七章对信任在“煤气灯效应”中所扮演的诸种角色予以考察。“煤气灯人”将信任作为自己的凶器，伤害对方的信任，让对方从此难以信任他人，但已有研究对这一过程中信任的运作机制缺少系统阐释，本书将进一步走向细化深化，揭橥此前哲学文献中被忽视之人际信任中的某些重要特征。
一言以蔽之，我的核心目标是阐释日常生活中被指认为“煤气灯效应”的人际现象，希望经由这一考察，本书能够对人性与道德中的一处鲜为人知的幽暗角落予以烛照。
原标题：《荐书丨《揭秘煤气灯效应：心理操控的哲学透视》：对煤气灯效应的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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